“百姓誰不愛好官？把淚焦桐成雨。”一首《念奴嬌·追思焦裕祿》，飽含著對焦裕祿的崇敬之情。1964年5月14日，不滿42歲的焦裕祿去世了。57年過去，“親民愛民、艱苦奮斗、科學求實、迎難而上、無私奉獻”的焦裕祿精神，依然激勵著后人。
連日來，一批又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干部走進焦裕祿的故鄉——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北崮山村，來到焦裕祿干部教育學院和焦裕祿紀念館，通過集中授課、專題輔導、交流研討等方式，學習焦裕祿的先進事跡，接受焦裕祿精神的洗禮，深刻感悟焦裕祿精神的內涵。
1922年8月16日，焦裕祿出生在淄博市北崮山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。1937年12月，日寇侵占博山縣城。第二年，焦裕祿被迫輟學，在家“種地、賣油、下煤窯”，扛起了家庭的重擔。
1942年6月，焦裕祿因參加過抗日自衛組織紅槍會被日軍抓了起來。他先后被關押在博山趙家后門日本憲兵隊、膠濟鐵路張店日本憲兵隊、濟南日本憲兵隊，備受摧殘折磨，最后被押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礦做特殊勞工。
后來，幾經流轉，1945年秋，回到家鄉的焦裕祿迫不及待地加入民兵隊伍。1946年1月，焦裕祿在北崮山村一處老房子里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“這時候入黨是絕對保守秘密的……只知道共產黨來了老百姓才過上好日子，入黨后要更加積極主動干好工作。”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。
1947年參加南麻臨朐戰斗后，焦裕祿又隨八縱北渡黃河，到渤海區開展土改復審工作，并在此選入南下干部大隊，經過三個月集訓，于1947年10月開始南下，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一串堅實閃光的腳印。
“焦裕祿在家鄉成長、入黨、參加革命。家鄉的成長經歷為焦裕祿人生觀、價值觀、世界觀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，此時的焦裕祿已經初步成長為一個理想信念堅定的革命戰士。”中共淄博市委黨史研究院宣傳教育科科長劉金輝說。
1953年，焦裕祿被選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（現中信重工），在這里工作了9年，從“拉牛尾巴的人”成長為工業戰線上的一名“紅旗手”。1958年，新中國第一臺雙筒提升機，就是由時任機器廠一金工車間主任的焦裕祿主持研制的，填補了中國礦山機械制造史上的一項空白。
1962年，焦裕祿調任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后，面對內澇、風沙、鹽堿“三害”，他帶領全縣人民全身心投入治理“三害”的斗爭中。
焦裕祿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，“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，越是困難的地方，越是鍛煉人。請領導放心，不改變蘭考的面貌，我決不離開那里。”帶著這個誓言，他的名字永遠和蘭考連在了一起。
焦裕祿來到蘭考的第二天，就深入農村調查。靠著一輛自行車和一雙“鐵腳板”，他對全縣140多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研，取得了戰勝“三害”的第一手資料，制定了切合實際的植樹造林、翻淤壓沙、挖河排澇、改變鹽堿等一系列改變蘭考面貌的規劃。
其實，這時的焦裕祿已經患有慢性肝病，許多同志勸他在辦公室聽匯報，他卻說“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”，他要親自掂一掂“三害”的分量。
“干部不領，水牛掉井！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群眾。”在全縣領導干部大會上，焦裕祿大聲疾呼。他以身作則、帶頭示范，蘭考縣委干部紛紛走出機關到基層駐地蹲點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，掀起了除“三害”的熱潮。
心中裝著全體人民，唯獨沒有他自己。1964年春天，當蘭考除“三害”斗爭進入關鍵階段，焦裕祿的肝病也惡化了。講話時，他常常用右手按住肝部；在辦公室寫文件，他就用藤椅的右角頂著肝部。
1964年3月，黨組織決定安排焦裕祿住院治療。臨行前，他還在布置工作。路上，他一直彎著腰捂著肝部。
經過幾次轉院，焦裕祿被送到北京治療。躺在病床上，他還是念念不忘蘭考。臨終前，他唯一的要求是：“活著沒有治好沙丘，死后要把我埋在沙丘上，我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。”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祿不幸逝世，終年42歲。他去世后，蘭考人民在根治“三害”的道路上接續奮斗，取得了決定性勝利。他帶領蘭考人民種植的泡桐樹，因適合制作民族樂器音板，逐步帶動當地民族樂器產業發展，使蘭考躋身中國四大民族樂器生產基地。
焦裕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奉獻的一生，光輝的一生。就像他在日記中所寫：要像松柏一樣，無論在烈日炎炎的夏天，還是在冰天雪飄的嚴冬，永不凋謝，永不變色……更要像泡桐那樣，抓緊時間，迅速成長，盡快地為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。（來源：大眾日報）
